双减政策下监管逐渐趋严 孩子的教育究竟能不能发下？

　　今年以来，教育新政频出，监管逐渐趋严。随着7月24日晚，《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公布，好未来、新东方等教育巨头股价应声下跌。“双减”政策带来的教培寒冬下，深陷“内卷”和“鸡娃”中的家长仍然被焦虑裹挟。

　　1、谁敢真正躺平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各地迅速而强硬的政策还是把家长打得措手不及。

　　早在7月13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在《中国教育报》发文称，北京将坚持每周检查校外培训机构，重拳查处虚假广告、价格欺诈、无照无证等违规行为，发现问题严肃通报、处罚。天津、山西、辽宁、上海、浙江、吉林、安徽、福建等多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均发文，承诺将落实“双减”政策，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以湖北省为例，该省各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开展“护苗2021”专项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及校外培训机构文化市场开展检查抽查。

　　一面是“扫黄打非”承担了排查校外培训机构的，一面是家长想方设法继续在培训机构上课。政策落地后，李媛加入的几个课外辅导联络群都“炸了锅”。

　　“也许有一些空子钻，传说XX学科培训会全部改在周中授课。”“双减”政策落地一周，李媛不断地在家长群中刷到类似的小道消息。根据“双减”政策，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训。这就意味着，孩子能抢占的机构补课时间只有每天下午放学后的时间。

　　李媛有些担心，只在周一至周五补课，孩子的作业和课外提高能否平衡。一旦孩子没有精力，不能适应，那么与成绩拔尖的学生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对于“双减”政策，李媛的心情和身边的家长类似：一方面，大家庆幸政策很大程度上让愈演愈烈的课外补习“刹车”;另一方面，大家又担心仅仅靠学校教学，孩子能否在高考大军中脱颖而出。

　　在监管之下，各地纷纷落地暑期托管班，旨在解决中小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减少家长对课外培训机构的依赖。各地暑托班由当地政府发起，坚持“公益、自愿”的原则，具体托管内容从基本的作业辅导到核心素养发展均有涉及。

　　李媛也在培训机构之外为孩子寻找假期的去处，但暑托班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她认为，北京的暑托班上马过于仓促，托管中的教学、游戏内容并不能保障质量。此外，托管时间长于孩子平时的在校时间，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同样的时间，我们去培训机构可以学到容量更多的知识”。

　　教育部要求，暑期托管服务主要面向确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并由家长学生自愿选择参加，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

　　实际上，各地在落实过程中，暑托班因时长短、课程单一、师资力量薄弱等原因遭遇“水土不服”。以北京市暑期托管服务为例，该服务从7月19日至8月20日分为两期，一期仅12天。上海教育局则于7月5日至23日、7月26日至8月13日分别开办两期暑托班。托管班结束后，学生家长还需要解决孩子余下假期的问题。此外，由于大部分参与托管的志愿者为学校教师，课程丰富程度有限。公开报道显示，北京、广州、泰安等地的托管班报名者寥寥。而上海则因有多年暑期托管经验，引入本地科技公司、高校、社区自治平台、家长联谊会等社会资源，家长接受程度高。据了解，自2014年上海市爱心暑托班设立以来，已经累计服务小学生超过18万人次。

　　2019年8月13日，重庆，各类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兴趣班辅导机构指引牌亮相街头。图/视觉中国

　2、教育的生意

　　暑期托管遇冷暴露了公立教育体系课外服务的缺位。此外，随着教育改革推进，家长不得已将教育寄希望于外部培训机构，家长被迫裹挟其中。

　　在李媛的回忆中，孩子两岁时参加某机构的早教班试课。试课过程中，老师和课程顾问试图用“智力开发程度”“词汇丰富程度”“动作连贯性”等早期发育指标唤起李媛的焦虑，吸引她报名，课程的全部费用接近8万元。随着孩子进入幼儿园，她发现家长们开始在报班上暗中比较。“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他的妈妈给他报了五个培训班从运动、乐器到英语、口才等等。家长们接孩子时遇到了也会互相试探，不愿意告诉对方报了什么机构。”

　　李媛在孩子幼儿园时也为他报了英语口语课和思维课。但她渐渐发现，机构的教学效果并不好。“比如孩子可能一节课学5个单词，但是这些知识我和孩子爸爸也能教，甚至用的时间要比机构短很多，还能促进亲子关系。但对于一个双职工家庭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教孩子，只能由机构来补位。”

　　随着孩子升入小学，李媛能力更加无法胜任辅导孩子作业角色。此外，由于学校提倡减负，教学内容不足以应对升学，参加课外培训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曾表示，在教育公平的诉求之下，学校提倡减负，却使得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筛选功能产生了离奇分裂，导致学校教育的权威性下降，最终，家长又不得不以经纪人的方式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围绕录取学校的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此前，补习监管的整治重点集中于整治校内补习。2008年，教育部与国务院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禁止学校、教师举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培训班、补习班等形式的有偿培训班。这也是国家文件中首次提及“补习班”“培训班”等概念。

　　2012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推出《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再次明确严禁了包括“占坑班(指通过培训选拔学生升入初中)”在内，任何形式的收费培训行为。201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文件，重点打击公办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代课的形式。一年后，教育部再发文件，又提及要集中整治中小学补课乱收费等现象。

　　一系列校内补习的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校外补习的蓬勃发展。直到2017年，国家政策开始转向，2017年年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工商局等部门，提出设置民营教培机构的从业门槛。随后的2018年2月，国家教育部联合民政部、人社部以及原工商总局，正式颁布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监管对象指向校外培训机构。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对民营教培机构的教学场地等各方面提出了详细要求，并禁止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在此轮监管压力之下，不少机构已经开始谋求转型。据36氪报道，培训机构已在向素质教育、成人职教和托育转型，好未来正在进军职业教育领域，而新东方开始招聘美术、书法等素质教育教师，各素质教育机构在营销时宣称“扩科”，中小型教育机构则向公立学校“回流”，谋求向学校和家长提供服务。

　　山东滨州的一家本土中小学学科培训机构的举办者陈滨告诉《中国慈善家》，目前监管还未波及到机构，但未来机构势必定要转型。“第一种选择是转向素质教育培训，比如美术、书法、音乐、编程等培训。但是这需要重新布局，投资较大。另一种选择是直接变成个人工作室，只接1对1辅导或家教。”

　　2011年7月7日，江苏省南通市，一名家长头顶毛巾站在教室外隔窗观望正在上“班”的孩子。图/视觉中国

　　3、“刚需”仍在

　　李媛和相熟的家长开始四处打听，信任的老师是否有从机构离职的计划。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培训班“上无可上”的情况，他们计划请信任的老师或者老师“攒班”。对他们而言，大学生家教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老师一对一课程价格太高，“攒班”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和李媛想法相似的家长不在少数。一名在某教培机构任职的老师告诉《中国慈善家》，随着“双减”政策落地，不少家长担心目前在上课的老师离职，每天有不少家长来咨询退费事宜。也有不少家长私下询问能否担任私人家教。“现在的形势下我们老师也在考虑出路，私人教师肯定也是选择之一。”

　　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在博鳌教育论坛主办的“教育新政下的民办学校”研讨会上表示，经过多年发展，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之外，出现了第三个类型——培训教育，培训教育的体量不断扩大，使得教育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紊乱。“最突出的就是全民性的教育焦虑和学业压力。全民性的教育焦虑、教育成本增加、学业负担增加，最终引发了一个最高的决策”。

　　2017年汇丰银行发布的《教育的价值：登高望远》全球调查报告指出，近六成的中国家长让孩子接受自费教育，93%的中国内地父母正在或曾经为子女支付私人补习的费用，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3%)30个百分点，74%的中国家长因为孩子的学业而放弃休假和个人爱好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撰文表示，教育评价标准单一，几近用一把尺子量每个学生，让每个年龄组数以千万计的孩子按照总分模式去排同一条队，拥挤不堪，学生连带家长和教师的负担不断加重。事实上，这种模式将所有人都绑架在一起，教育焦虑不断加深，课外培训越来越疯狂。

　　储朝晖认为，“双减”政策出台后，未来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方向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培训的形态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只要培训需求没有减少，校外培训机构依然可能隐藏踪迹继续存在。他表示，“双减”措施下一步落实情况关键不在培训机构本身，而在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是否能达到优质均衡，教学质量、效能是否得到有效提升。“因为现在中考职普分离依然存在，如果学校教学质量不好，在新的需求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学科培训依然有可能死灰复燃。”

　　在为政策焦虑一周后，李媛也开始思考教育对于孩子真正意味着什么。“教育应该让孩子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被量化的指标。但是在当下的环境下我们还是不得不送孩子去补习，我们不希望孩子读比父辈差的大学，做一份平庸的工作。”李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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